世界经济形势、政策走势与中国对策


 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因此,在分析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进而对主要发达经济体业已或即将采取的政策进行研判后,中国应及早制定应对之策,以提高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基本判断:总体向好
  (一)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2年,但复苏动力不足
  联合国2012年12月份预测,按照汇率法GDP加权,2013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4%,比2012年快0.2%。2013年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报告(更新内容)指出,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加快,从2012年的3.2%上升至3.5%。但是,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尤其是消费者信心不足。2月份,美国尼尔森公布调查显示,受美国预算磋商及欧元区危机相关忧虑打压,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消费者信心下降,逾60%的受访者称未来12个月并不是消费的好时机。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缓慢回升,但走势继续分化
  《世界经济展望》指出,预计欧元区 2013年经济活动将萎缩0.2%。世界银行1月15日发布半年度《全球经济前景》(GlobalEconomicProspects)显示,由于受到支出削减、高失业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等主要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非常疲弱的 1.3%。报告还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2013年将如期升至5.5%,但不会回升到2010—2011年的高水平。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缓慢复苏。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年11月份预测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同比下降0.2和0.1个百分点;而日本经济增速将上升,IMF预测日本经济将增长1.2%。
  (三)贸易和投资保护升温,世界贸易和投资仍将低速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2年9月份公布《全球贸易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世界贸易增速不及前20年平均值的一半。2013年各国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激烈争夺,贸易战和汇率战将越演越烈。其中,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从2011年11月中旬至2012年6月份,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多达 124项。WTO预测,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为4.5%,仍低于过去20年5.4%的平均增长水平。
  (四)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全球经济前景》显示,由于经济以中速增长,原材料生产供过于求,预计 2013年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将走低,而极端天气和经济不振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英国共识公司2012年12月份预测,2013年世界CPI将上涨2.9%,比2012年回落0.1%。
  (五)全球失业人口继续增加,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青年人失业问题尤为严重
  全球失业人口2013年将触及纪录高位。国际劳工组织(ILO)1月22日在年度报告中称,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将增长510万人,增至逾2亿人。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GuyRyder)表示,国际劳工组织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全球失业人口自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以来已增加2800万人,同期内还有3900万“受挫者”退出就业市场,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6700万人失业。1月8日,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欧元区11月份失业率为11.8%,10月份为10.6%,去年同期为11.7%;欧盟11月份失业率为10.7%,环比持平,去年同期为 10.7%。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希腊,西班牙11月份为26.6%,希腊9月份为26%;西班牙2012年第四季度失业率达26.02%的历史新高。2012年,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西班牙和希腊均超过50%,法国为 25.2%,英国为 21%,青年失业率高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特点和影响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如果不出现重大科技革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不会重新回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发达经济体亦如此。在世界经济步入中速发展通道的背景下,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出现“旧债未了、新债又来”的现象。为了扭转颓势,主要发达经济体将针对共同的风险和本国经济的特殊矛盾采取经济政策,此举将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
  (一)主要经济政策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失衡、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和提高就业率,一些发达经济体相继采取了应对结构性问题的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措施。
  1.刺激经济
  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通过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和产业政策优惠等政策工具组合,给经济不断输入动力。美国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小企业借贷基金、国家小企业信贷倡议,还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以及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QE)政策。欧盟2012年提前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达成《实现能够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并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德法等一些欧盟核心国家也出台了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比如法国曾出台为期2年、总额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2.促进就业
  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失业问题,已经引起发达经济体关注。为了提振经济,尤其是提高较长时期没有回归健康状态的就业率,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反思产业空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出台各种刺激政策促进本国企业回归母国,同时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美国实施了“选择美国”计划(SelectUSA),欧盟实施了《实现能够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青年人行动计划》、《青年在工作》等间接或直接促进就业的政策。
  3.整顿财政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实施整顿财政纪律和消减财政支出政策,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欧盟主要国家都相继采取了力度不同的收缩公共领域支出、削减福利等政策,比如减少公务员、缩减医疗和养老支出,与此同时增加税收。欧盟还通过了约束成员国财政的“新财政协议”,要求成员国执行更严格的财政纪律,加强欧盟财政一体化。虽然最终被欧洲议会否决,但是欧盟成员国也首次就缩减欧盟跨年度中期预算达成一致。美国也启动“自动减赤”机制,缩减包括联邦政府支出、国内公共开支、国防支出等在内的政府开支。
  (二)特点
  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根源,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受金融危机诱发,一些隐藏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是所谓“日本化”:其中有两个问题虽然不在于政策本身,但是也与其紧密相关,间接体现政策特点,一个是经济长期低迷,较长时期陷入债务危机或市场信心不振;另一个是老龄社会即将或已经到来,劳动力可持续供给令人担忧,财政压力增大。另外,两个问题直接体现了政策特点,一个是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即使采取接近零或零利率的利率政策,也对解决经济复苏、就业等相关问题帮助不大,只能“剑走偏锋”,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比如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另一个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分歧较大,政治严重对立,在关键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决策效率低下。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也凸现出一些新特点:
  1.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之间的矛盾加剧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无规模和时间限制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的确是一针“兴奋剂”。但是,深层次矛盾不解决,经济很难健康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欧盟债务国经济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会产生矛盾,美国“财政悬崖”也是如此。这种矛盾既体现在财政政策上,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在商业银行上表现也尤为突出。为了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并自保,欧洲商业银行必须“去杆杠化”、减少贷款,但是这将大大弱化银行信贷在促进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2.政策的短期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迥然不同
  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美国的无限量 QE政策,日本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流动性政策能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资金,但是也可能会引发“货币战争”,并形成热钱到经济增长快、投资回报率高和基础利率高的国家去套利,短期资本大进大出会扰乱这些国家的市场。美国所谓的“财政悬崖”以及债务上限,本质上是财政紧缩压力的释放,或者说是为了转移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机构投资者视线,避免美国国债贬值,失去市场吸引力,而不是给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带去“福音”。
  3.供给方与需求方结构性改革的“两难”
  从需求方看,外需与内需要协调,同时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三轮应协同驱动;从供给方看,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需要改善,以实现供需平衡。但是,一方面,需求成为紧缺资源。为了应对危机,欧盟主要国家大都在实施紧缩政策,直接导致世界需求下降。而中国经济保持 8%左右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需求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成为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供给却出现过剩。以劳动力市场为例,主要发达经济体试图改善劳动力市场,比如一些北欧国家正在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瑞典呼吁延长至75岁,鼓励雇佣55岁以上员工,而一些国家意欲延长退休年龄却遇到了阻力。在就业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在供、需两个方面同时作出调整将面临较大困难。
  (三)影响
  首先,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无限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巨额资产购买计划,会人为造成本币贬值、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升值,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新兴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其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资金抽逃会提高新兴(300098,股吧)市场资本市场管理难度。国际资本进出是一个正常过程,然而,如果进出速度过快和规模过大,会对新兴市场经济造成大幅波动,并加大宏观调控的被动程度和监管难度。再次,财政整顿会造成全球需求复苏趋缓。美、欧等经济体相继实施的一系列紧缩财政政策,虽然能够降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但是也会减少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减少全球需求,不利于出口导向型新兴市场的出口。最后,美国可能退出刺激政策,会对全球市场形成恐慌和信心下降。倘若美联储退出刺激政策,也会影响出口导向国家的出口,造成货币贬值,进而影响市场情绪。
  中国应及早制定对策
  只要外部环境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必须增强经济改革的“定力”,牢牢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较长时期的优良环境。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化趋势,中国应提高政策主动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制定长短结合的对策。
  (一)短期内: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动向,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由于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是十分乐观,加上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的负外部效应,中国应提高短期宏调政策的有效性。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稳增长”是保证物价总水平稳定、粮食产量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财政政策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科学发展,应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货币政策要重在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管理好通胀预期,应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监控。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短期游资对中国市场影响不会很大。但是,中国仍需健全跨境资本的监控框架,密切掌控短期资本的流动规模、方向和频率。三是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应客观全面评估全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并区别债务类型,建立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为地方政府找到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渠道。四是防范短期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需要过虑,但是也需要对部分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强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中长期:继续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1.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从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纾困措施看,我们必须找到国内经济的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
一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创新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创业环境;同时设计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提高就业弹性。
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银行信贷、尤其是大银行信贷主要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其他信贷工具主要服务中小客户。近期,较大比例的资金需求者尤其是中小客户开始青睐企业债、理财产品等非银行融资方式更多地通过直接融资手段获得资金,不再主要依靠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手段,说明由利率决定的银行信贷使用成本较高。从融资手段变化可以看出,资金使用价格亟需按市场机制形成,而不是政府定价。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加大科技创新。我们应继续通过财政政策创新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推广。有研究表明,退税额度和折旧免税额度的大小对激励创新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切实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2.继续扩大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步伐,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无论是环境保护、公共安全还是经济社会稳定,都是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齐心协力来维护和治理。应树立积极主动心态,创造更多有利时机制定对中国有利的规则。一方面,通过各种国际场合和对话机制表达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诉求,争取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应广泛团结和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经济体正确对待宽松货币政策给其他国家造成的负外部影响,并承担起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共同责任。同时,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在 G20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多种国际场合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争取占领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继续强化多边主渠道,同时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将多边作为表达诉求的主渠道,推动构建有利于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投资规则、减少跨国投资的政治障碍,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是对全球负责任。与此同时,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受阻,虽然贸易保护、贸易争端不断增多,但是作为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仲裁终端的WTO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美、日、欧在旧的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机制基础上,近些年又推出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一方面会制定超越中国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规则,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给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抢夺有限的国际需求资源。因此,中国应在努力加快推进完善多边机制的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 用好区 域全面 经济伙 伴关系协 议(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与中国(10+1)等机制,并争取早日达成中日韩自贸区(FTA)协定,争取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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