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 這一代人

2012年09月10日 13:22
來源： 《全球商業經典》

　　8月的商業新聞有兩件大事，先是京東挑戰蘇寧，硝煙未落，360又和百度叫上了板。

　　這兩件事有一個簡單但絕非不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它們的發起者—劉強東，1974年生；周鴻祎，1970年生—哥倆兒都是“70後”。

　　循著這個角度觀察，事態的發展呈現出某種喜劇效果：從這兩個人“宣戰”之日起，應戰一方每天都有助戰者高調加入，終於不約而同地演變成“60後團夥”混戰“70後光棍兒”的局面。

　　“70後”的轉捩點

　　10月份是周鴻祎的生日，選擇這樣一個時間點發動這場不遜於當年“3Q”級別的商戰，不知道是否有什麼特別考慮。但是，多年前一位師長在40歲生日之前對我說的一番話卻讓我一直不能忘懷。

　　在“70後”的共同回憶中，“大專辯論會”應該佔有一席之地。這種以亞洲大學生為主的國際華語辯論賽在上世紀90年代連續舉辦過幾年，雖然每年一次，但電視轉播的收視率卻絕不會低於“非誠勿擾”。

　　復旦大學代表中國奪冠的那一屆是一次高潮，賽後立刻出了一本書，叫《獅城舌戰》，曾經熱銷到連盜版都一冊難求的地步。這個代表隊也確實人才濟濟，不僅後面出過教授和央視主持人，他們的隨隊顧問更是大名鼎鼎—王滬寧，時任復旦大學教授、國際政治系主任。

　　我接下來要說的是我的“隨隊顧問”。

　　正所謂上行下效，央視熱播的國際大專辯論會，讓很多省臺也產生了照貓畫虎的想法，紛紛出面攛掇、撮合本省的大學生辯論會。我當時正上大三，躬逢其盛，不免如此這般也在電視、廣播中辯論了一番。

　　其實這種活動，對於一個大學生來說，最難忘的就是賽前賽後的一小段閒適時光。從各個院係湊起一個小團夥，不用上課，和充當隊長、顧問、教練的老師一起，沒大沒小，不分晝夜，廝混得那是相當有感情。

　　我們的總顧問是一位來自哲學系的副教授，捷爾吉？盧卡奇研究專家（恕不解釋）。雖然做著如此生僻、深奧的學問，他卻一向以性情率直、不修邊幅而聞名。我和他倒是一直相挈。

　　賽後的一個下午，在等待校長大人接見表彰的間隙，我倆在辦公樓外面的拐角處默默抽煙。抽到“煙屁燒手，緊嘬兩口”的緊要時刻，老師忽然變得很傷感，抬頭對我說：“過兩天我就40歲了。孔子說，四十而不惑，我想我自己做事和性格上的一些毛病也該改一改。”

　　他算找錯人了。我當即條件反射般開口辯論道：“老師，我覺得孔子的意思是，人到了40歲就不再為外界得失榮辱的分別所惑，謂之不惑。你正好什麼都不用改！”

　　老師一瞬間恢復了哲學教授的神色，卻似乎有些埋怨地對我說：“你將來會走老莊的路。”

　　常言說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其實同一個人在不同的階段裏內心的境況也絕不相同。有些問題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某種共同感受的交換。

　　當我逐漸開始步入老師的心境時，曾經讀到索爾？貝婁的一段話：“人的一生就像一個向上拋起的圓球。它被拋向高處的過程緩慢，如同我們充滿了悠閒回憶的童年，但在盛年之後，在下降的慣性裏，我們會加速衝向等待我們的死亡，生活將會不由自主地飛逝而去，不容我們再看清或記得身邊的世界。”我現在已經知道這種“生命加速度”帶來的焦慮是一種普遍的境況，在這樣的節點，人們不由自主地會產生重新審視

　　和校正生命意義的強烈衝動。正如村上春樹在《游泳池畔》的開頭所寫的：

　　“三十五歲那年春天，他確認自己已拐過了人生轉捩點。

　　不，這麼說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他決心在三十五歲那年春天拐過人生轉捩點。”

　　轉折雖說普遍，但也大小不同，因應各異。身處不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可能還是傾向於把它當作一種“非常態”的不適，總要慢慢調適回各自加速度運動的軌道中去。過後頂多像得了次稍重的感冒，鼻子難受過一段時間，也就慢慢忘了。

　　但總有些人在這樣的“重大時刻”，整出些不小的動靜，從而深刻地影響了自己所處的時代。

　　中國目前站在“轉捩點”上的一代人正是“70後”，“70後的轉捩點”是我們觀察這一代人的兩個座標。比如周鴻祎、劉強東，他們在現今階段看似怪異的舉動，最終會怎樣發展，對中國未來的商業環境又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其實認真論起來，我們經常要說到的“改革開放”，也是“70後”，明年就35了。

　　激蕩的時代

　　在我們觀察的座標上，如果說“轉捩點”是一個因變數，“70後”就是自變數。每一代人都會走到自己的轉捩點上，但這一代人的轉折又會打上怎樣的“70後”烙印呢？

　　在之前的座談會上，有人提議總結一下“70後”的本質，但也立刻遭到強烈反對，共同生於一個時代，這種簡單的相似性又有什麼本質可言？

　　就日升日落而言，每一天和每一天都是相同的。但每一個日升日落，在它照耀下的人世卻是千變萬化。西方也常有人熱衷於所謂“Great Generation”的討論。當然，這裡面也不能完全排除心理學意義上強化自我認知的需求或者如人類學所謂“傳統之創造”（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衝動。但正如尼采所說：“評價即是創造。”你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這本身就是成為那種人的組成部分或必要的一步。

　　一個人所處的時代環境和他本人對時代環境的認知，對於這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

　　對於中國人來說，1970年代毫無疑問是一個重要的年代。而在陳丹青看來，這個年代的重要之於世界，更甚于中國。

　　在《回想七十年代中》，他寫道：

　　“七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太多劇情，很久以後才知道，才了解：當我在山溪沖洗那只無頭死貓，巴黎五月風潮、美國嬉皮士運動、伍斯達克露天搖滾樂大會、安迪？沃霍遇刺、畢加索逝世、薩特全瞎……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後發生，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斯科西斯的《計程車司機》、帕索裏尼的《天方夜譚》、彼得？魯奇的《1900年》等經典電影均攝于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加西亞？馬爾克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長串的名單，他們，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乾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

　　當然，“回想七十年代”的和“生於七十年代”肯定不是一撥人。先別急。

　　“1976年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進入1980年代，當“生於七十年代”的人也開始“陽光燦爛”的時候，陪伴這一代人成長的已經包括了上面陳丹青“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一切，這已經是“和世界主潮不隔”的一代。這種“時間差”饒有趣味。

　　說到底，七十年代之所以令歐美人神往，正因為那是一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懷疑一切的嬉皮年代之後，重建秩序與價值的時代。歷經半個世紀的動蕩，世界的中心也從英國轉移到美國。在我們的座談嘉賓中，來自康橋大學的考古學家劉歆益博士生於1979年，正是師從當年的一位嬉皮。他的導師至今引以為傲的仍然是當年挑戰舊秩序、建設新世界（600628）的豪情，經常會失望于他的學生這一代人是不是對他們的前輩太友善了，為什麼不向這個世界宣戰呢？

　　我想張近東和李彥宏肯定不會認同他的看法。當然相比老嬉皮的期許來說，劉強東和周鴻祎對既有網際網路商業秩序的挑戰只能算小打小鬧。

　　“宣戰”之說也不能簡單地當作一時意氣。應當看到的是，從2007年年末以來，上世紀七十年代老嬉皮們所建構的那套話語體系也已經千瘡百孔，前後穿幫。如果再過二三十年往回看，也許現在我們正在經歷一場不亞於上個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全趕上了”—這是葛存壯老爺子回憶錄的書名，借來說“70後”正合適，從出生到長大不僅趕上了中國的每一步變革，現在還同世界一起，站在了轉捩點上。

　　“兩面派”是一種多樣性

　　最近我越來越習慣看電子書，看完覺得好，就去買一本紙書放書架上。其實很多書沒看完就去買了，另外一些則根本不用看完。我的一位“70後”女同事私下裏一定對我這種做法不恥，因為她曾經鄭重地告訴過我，除非她買了一本紙書，否則決不看它的電子版。

　　你看，“70後”就是這樣一些有原則的人，雖然原則是如此的不同。

　　兩年前，我在電子書的機帶文檔中讀完了慕容雪村的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當時沒有立刻買紙書，一直耽擱下來。前兩天想起這件事，就到噹噹下訂單，一搜索卻發現有兩個版本，後出的版本聲稱“無刪節”，於是我就訂了一本。第二天書送到，隨手一翻，卻讓我大吃一驚。

　　先介紹一下小說。主人公本來也是個好人家的孩子，長大無奈做了律師。主要工作就是在官司中拉皮條，兩頭糊弄，兩邊抽成，倒也做得蒸蒸日上。只是終日爾虞我詐，再加上同行傾軋，人性漸漸扭曲。後來死到臨頭，才發現一直以來懷疑、提防、欺騙的情人原來對自己是一片真情，可惜就要雙雙槍斃。

　　別急著皺眉頭。這其實是一個“黃粱夢”式的故事，整本書就是一場大夢。到了最後兩頁，在全書第一頁沒接起的那個電話再次響起，主人公從噩夢中醒來，剛才一起上刑場的情人正在給他張羅午飯。他仍然是一個律師，但卻好似又獲得了一次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機會。

　　雖然增加了幾百字無關緊要的議論，新版本與我看過的老版最大的差別全在最後兩頁。做夢者如前醒來，喊他起床吃飯的女人卻變成了夢中早就離婚的潑婦—此時是他的小女友並且還沒有答應嫁給他這個律考尚未通過的窮酸。夢中情人更是想不起來是誰。就在他還沒有從這一系列衝擊中回過神來的時候，門鈴想起，來訪的竟然是夢中的主人公—據說是他的好友。原來他做了一場別人的夢。這時候不用問就知道他在想什麼：我是誰？

　　噩夢醒來是早晨，一切還有希望；還是夢醒的 世界更加虛妄、慘澹而無厘頭，還不如死在夢裏，至少落個痛快—前後出現這兩種版本的結局，只有祭出魯訊那句著名的繞密碼般的名言才能把它們統一在一起：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是出版審查的結果，還是這位1974年出生的作家自己創作思路的改變呢？我傾向於後者，因為不確定的兩面性正是“70後”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特徵。

　　某些頗為另類的觀察者這樣說：“70後是典型的AB型血雙子星座的人。雙重性格與好奇心，開拓精神與傳統意識，外向和自閉，現實主義和樂觀主義，爭強好勝和低調內斂，思維跳躍和循序漸進、按部就班。”

　　這基本上還是由成長背景決定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接續的是一個傳統和秩序割裂的時代，所以首要任務就是恢復。與上一代人的“陽光燦爛”不同，“70後”又重新開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但接受的同時，他們所接受的一切也在改變，並且不管怎麼變都信誓旦旦。

　　我經常會舉一位大學老師的例子。考試前他總會宣佈一番：所有問題都可以用三種方式解答—一是教科書怎麼寫你怎麼答；二是我怎麼講你怎麼答；三是你愛怎麼答就怎麼答，只要言之成理，都給滿分。

　　聽到的人總是很羨慕：哇，真開明！其實不是這麼回事。中國大學的考試，過去背國產教材，後來背翻譯教材—這也是我們經歷的改變之一—所以大家覺得我的老師開明。其實如果你熟悉國外的大學教育就會知道，好的教授根本不用統一教材，都是自編教材。學生自己胡說，鐵定得挂，不然要老師幹什麼？看似開放、開明，其實是因為我們沒有標準，也沒準備建立標準。

　　結果就是造就了標準混亂的一代，壞處是不確定但也不決絕，好處是可能自己創造一套標準出來。慕容雪村介紹自己說：“生來不是益鳥，只會發出刺耳的叫聲。”同為“70後”的賈樟柯卻很坦然：“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

　　真能做到“我解決我的問題”也不錯。過去30多年，“創造財富”是中國幾代人的強勁主題，但也使“逐利”成為單一標準和訴求，遭受詬病不少。如果接下來具有“兩面性”的“70後”能夠發力作為，這一代既不似前輩們這般現實，又不像後來者那麼憤怒；既樂於尋求妥協又絕不肯放棄情懷的“兩面派”，或許能為中國式的發展帶來一些多樣性的元素。

　　特立獨行，鬥而不破

　　“‘70後’企業家最明顯的特徵是什麼？”

　　討論選題的時候這是大家最感興趣的一點，但最後找出的答案卻多少有些意外。

　　“就一個字：獨！”

　　“50後”、“60後”功成名就的企業家通常都會參加不止一個俱樂部，並且還多是其中熱心積極的成員；“80後”中的富二代也有自己的社團。像史玉柱這種已經多時不公開露面的極低調人士，都會參團跑到迪拜的沙漠中，和柳傳志一起剃個光頭，穿上阿拉伯長袍扮酋長。但你能想像出馬化騰、陳天橋、周鴻祎、劉強東在他們當中會是什麼樣子嗎？這幾位“70後”在現實中都是獨來獨往，當他們的名字和一堆人名一起出現在新聞中的時候，那一定是又發生什麼衝突了，就像本文開頭描述的那樣。

　　可能有人會說這個樣本太小。一方面現實中“70後”大企業家的人數本來就少，中國幾次大的“創富”機會—個體戶、MBO、房地產和網際網路，他們只趕上了網際網路。但我請很多朋友一起回憶分析，發現即使是那些不太有名的“70後”企業家、包括非企業家“70後”也多表現出喜歡保持距離和重視獨處的特點。

　　“70後”確實是被網際網路改變命運的一代人。上期做“向西”的選題時，和中央民族大學研究“族群政治”的關凱老師交流，他特別提到對在網際網路大潮中興起的這批企業家的重視。在他看來，這些人的成功不是靠關係，也不完全靠冒險、靠機遇，而是完全憑著與世界同步的、對一種新事物的理解而實現財富的積累，這种經驗對中國未來的商業文明和社會形態都會有非常積極的影響。可能正是這種“個人色彩”比較濃厚的成功模式影響了這些企業家的社交特點。這種社交特點，其實也可以從進入網際網路行業更早的幾位“60後”，像李彥宏、張朝陽的身上看出一二。

　　對於某些具體的案例，比如周鴻祎，一定會有人堅持用“人品”來加以解讀。但我更願意謹慎對待這一“結論”。

　　不久前和一位新記者聊天，說到周鴻祎，她說那就是個流氓—看來周的這項尊號還真是深入人心—我說那我們就來說說“流氓”。他這個稱呼來自早年的流氓軟體，當時有不少公司都這麼幹，他是其中的的佼佼者，讓他來代表也不冤枉。但他可是唯一一個事後真正為此道過歉的人—口頭道歉也是道歉，更重要的是，後來他做的每一個產品，其中所有公開的承諾，他也都做到了。不能因為一個人曾經是流氓，就永遠說他是流氓啊！

　　可能有人會說，他這幾年做的，都是挑戰行業秩序，不做小流氓了，改做大流氓。

　　首先這與公眾無關。行業互掐降低用戶成本，總比合夥壟斷哄抬物價要好。再者，就像中國乒協，給自己養幾隻狼也不見得是壞事。

　　360叫板百度，在一片質疑和罵聲中，倒也能看到獨到的評論，比如一位微博作者這樣寫道：

　　“我是挺佩服周的，給人感覺他經常跟網際網路大佬挑起戰鬥，用非常規方式刺激網際網路江湖，表面上是個攪局者。攪局者一般都沒好果子吃，而實際上，周總是鬥而不破，估計這次很快也會和解。他的對手都沒有在鬥中受損，360卻能在鬥中獲益，一步步奇兵做大。”

　　我前面提到的謹慎的意願，也不過是想以更為建設性的眼光來認識這一代人。

　　你觀察別人的方式，最終也會成為觀察自己的方式。賦予這個世界意義，自己也具有了意義。

　　“70後”的轉捩點—這是個讓人不免有點傷感的話題，就像索爾？貝婁那個比喻，一個開始加速下落的圓球，一如日漸飛逝的時光—加速逼問生命的意義。

　　不久前專程去大連拜訪了曾被陳天橋極為推崇的網路作家徐公子勝治，這位1974年出生、有12年從業資歷、屬於國內第一批的證券分析師，去年10月徹底告別諮詢行業，專事網路寫作。

　　“我不想再把生命耗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我要留下點真正的東西。”

　　人們追求意義的內容儘管不同，但這種強烈的追求一定會在轉捩點出現。

　　這一代人在轉捩點上的選擇一定會深刻地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

【作者： 李國卿】 （責任編輯：王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