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名著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本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摘自卡尔·马克思

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名著

雷建炎（leijy26@sina.com）

（湖南省株州硬质合金集团股份公司退休工程师，1992年从什么是人民币、股票研究起步，独立研究人类货币史、股票史、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中国经济学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党史，日积月累有二十万字的《论货币、银行、股份资本  经济学发展史批判》书稿，人称“中国民间《资本论》研究者”。

电子信箱：leijy26@sina.com；博客中国雷建炎网页：leijy26.vip.bokee.com 

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作为经世济民的社会科学，古往今来，经济学名著汗牛充栋；经济学家灿若群星。谁达到了社会科学的“光辉的顶点”？谁是能指导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

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人民的确需要社会科学真理的“普照之光”。

善于出版《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金融》的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王东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精挑细选，又出版了《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向中国官员推荐50本“经典名作”，且将它们化繁为简，或浓缩成一个小故事，或精简为一篇小论文。这对于公务缠身、难得有空闲时间去研究那些“经典名作”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碳，所以“引来好评如潮”。王东京教授的良苦用心，自然也值得称道。

不过，既然是浓缩改写，就需要研究过人类社会经济学发展史，老老实实读过经济学名著，懂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行学者对《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本身进行鉴定。看它是否实事求是；看王东京教授是确有真才实学，还只是欺世盗名、“戏说”而已。否则，王东京教授指鹿为马，中国官员刻舟求剑，结果南辕北辙，最终蒙在鼓里、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还是中国普通百姓。

瞎子摸象的故事，是每个中国人所熟悉的。这不是古人编出来的笑话，而是古老东方文化中一个出类拔萃的哲学经典。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

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思想也就不同。这就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真理只有一个。惟有对客观事实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考察的人，他的思想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

作为“经济学名著”，数量多达50本。这本身就说明王东京教授也是位“摸象的瞎子”。在众多的“经典名作”面前，他同样“恍若走进迷宫”，不知道哪里是“现代经济学的大厦”，更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正如《西游记》中的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等人碰到真假美猴王，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急需如来佛祖的“普照之光”。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在王东京教授精心挑选的50本“经典名作”中，有

法国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有

美国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有

英国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有

匈牙利亚诺什.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有

瑞典维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可是，这里没有

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者（英）配第（1623-1687）的《赋税论》与《货币略论》。

由此可知，王东京教授并无真知灼见，不懂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没有步入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殿堂，是个并不懂经济学的南郭先生。听王东京教授“谈经济学名著”，就如同听赵括纸上谈兵，派马谡镇守街亭。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一）

“萨伊认为，商品交易，不过是以物换物，货币只是其中的媒介，在瞬间起作用。它的唯一用途，就是购买商品，人们不会把它储藏起来。这实际上等于说，供给能自行创造需求，两者是恒等的，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既然价值创造，是三大生产要素凑的‘份子’，那么，就不能‘诸将封侯尽，独论功不行’，他们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收入：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息，土地得到地租。后人把萨伊的这一理论，称作‘三位一体公式’。无论是赞赏者，还是反对者，都一致承认他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萨伊本人，也被誉为斯密‘伟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三）”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传统的经济理论受到了挑战。凯恩斯为挽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从完全务实的立场出发，力主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史称‘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通论》与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同奉为经济学的三部经典。（四）”

“在璀璨群星之中，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显得最为耀眼。这位前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1899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财富的分配》，明确划分了动、静态经济学，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学说，从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页。克拉克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由土地报酬递减引申而来的‘生产力递减’规律，兼收并蓄，熔为一炉，提出边际生产力定律，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公平合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完全不必针尖对麦芒。（十六）”

“1890年，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经济学原理》问世了。该书把供求理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熔入一炉，同时秉承古典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综合协调，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此书一出版，就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者阿弗里德.马歇尔也由此赢得了‘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盛名。《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学派的发轫之作，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并为以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可以说，当代经济学中不论哪一个流派，都能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暗含地从马歇尔经济学中找到渊源。（十八）”

王东京教授对斯密、萨伊、凯恩斯、克拉克、马歇尔等人如此赞誉有加。可是，他在《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的引言中对所有经济学家和整个经济学又口诛笔伐、当头棒喝：

“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私有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握了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就都具有了看家的本领。”

听了王东京教授的高谈阔论，不是令人心明眼亮，倒更叫人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

请问：建立在“三个假定”基础上的东西能够叫做“经济理论”、“经济学智慧”吗？这样的“经济学名著”值得中国官员花时间读吗？

萨伊既然是斯密“伟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可是，为什么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却迥然不同，甚至势若水火呢？

1891年3月6日，（德）恩格斯在致（法）保尔.拉法格（1842-1911）的书信中特意强调指出：

“萨伊在德国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可您还认为他的庸俗理论含有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替他恢复名誉，这未免过誉了。”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进行了深刻剖析、批判。马克思毫不客气地称：“萨伊这样一个思想糊涂的人”、“萨伊这个骗子”，根本不承认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939页）

“如果像萨伊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以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整个国民的观点来看就不存在了。那么，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会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同上，25-951页）

说什么“斯密是‘经济学之父’”，说什么“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这完全是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无知。

《资本论》第四卷第三章就是在专门分析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马克思对它的详细分析、评论，看看《资本论》究竟是不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作为早期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经典，斯密难免会有缺点、错误，但真正的“经济学之父”，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者配第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始终是他心中永不熄灭的明灯，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灵魂。萨伊、凯恩斯、克拉克、马歇尔他们并未超过斯密或根本不谈斯密。因此，同斯密相比，萨伊、马歇尔、凯恩斯、克拉克等人都属于“朽木不可雕也！”只有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三人是后来者居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名著是：（英）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德）马克思的《资本论》，另外应加上（英）配第的《赋税论》与《货币略论》、（法）魁奈的《经济表》、（瑞士）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中国的《管子》。

配第、斯密、李嘉图、魁奈、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意思是处在发育、成长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和《反杜林论》中，对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他们作了详细分析、评论，其精华已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著作称为现代经济学，即已正式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四卷，严谨细致、博大精深。迄今连王东京教授还没有读懂弄通，要求中国官员去通读更不现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新的世界观，经过马克思的仔细审核，共同研究。其中政治经济学一篇，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高度概括，包含了《资本论》的精髓，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本人写的。任何一个想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人，都不可不读。

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新的世界观，获得现代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后，中国官员可直接阅读《资本论》第三卷。那是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的详细阐述，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进行艰苦探索后的一次全面理性思考。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科学的最高智慧，包括了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名著的精髓。

有志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希望爬上巨人肩膀，成为经济学学术带头人的读者，不妨按四、一、二、三的顺序去阅读和研究《资本论》。

--1877年11月3日，马克思在致济格蒙德.肖特（1818-1895）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它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

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实施教学的需要，也为广大读者学习《资本论》提供简明读本，由中央党校刘炳瑛教授等人精心选编了《资本论》的选读本。其特点是：一是缩减字数控制在30余万字；二是保持了《资本论》体系脉络。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提供的《资本论》（选读本），没有掺杂编者的只言片语，等于是在请马克思简明扼要地介绍《资本论》的研究思路、基本原理、主要观点。面对《资本论》（选读本），任何人都再也不能说“这本书难懂”、“想读《资本论》，而又感到部头大一时难以读完。”

对于想了解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规律的中国官员和社会大众来说，自学《资本论》（选读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况且是直接同科学巨匠马克思交流，品尝社会科学经典《资本论》的原汁原味，感悟现代政治经济学真谛，实在是人生最高享受。

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公元前645年）是人类社会最先自觉将价值规律、经济规律用于社会实践的伟大思想家、经济学家。管子的智慧及其非凡的社会实践，使《管子》一书广为流传，管子也一直被尊称为“天下之大圣”。中国现存的各种思想流派，实际上都是对管子某一方面思想的专门研究和阐述，都可以在《管子》一书中找出它们的渊源。可惜汉武帝刘彻（前157-87）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禁锢下，古老东方文明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消失了，《管子》也逐渐被埋没了。20世纪初叶，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思想家、经济学家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时，中国学者颜昌尧(山+尧)经过认真对比后，在1924年的《管子校释》自序中就写道：

“予尝爱管子之书多精言，而可施之於治道，其文辞灿然可观。信乎！伊尹、周公而后，卓然吾国政治一大家，当时鲁施伯称为天下之大圣，不诬也。”

“其书之似儒、道、名、法、兵、农、纵横之求者勿论已。若其经国远谟，微言大义尹、周之所未闻，后贤之所沾溉。其精神气烈，直注二千六百数十年，与今西欧学者数十百辈之所研讨奋发而仅得之者，后先相视，若符契然。”

“嗟乎！管子，天下才也岂不然欤！岂不然欤！”

在书中，他还评论说：

“《管子》以金币操纵天下，只认金币为通施而不以之为财货，金币与财货截然二物，此义在欧洲学者直至17世纪以后始能明之，而《管子》已审于二千年前，不亦伟乎！”

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黄受安、段福德等编著的《中国古代九大思想学派集要》中，《管子》竟然被排斥在外。

无独有偶。在（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马涛的《经济思想史教程》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榜上无名。

中国复旦大学教授马涛在其《经济思想史教程》中甚至说：

“我们不可能找到所谓的某种‘永恒正确’的经济理论，而只可能找到一定历史时期内正确的解释了世界，或赋予了经济实践相对确定性的经济‘知识’的理论。‘历史’是属于过去的，属于过去而且由阶段性的‘历史’否定了永恒不朽理论学说的存在。”（第4页）

“1870年开始的‘边际革命’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经济学知识由这次思想革命开始了由古典经济学范式到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1871年，德国的门格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为奥地利学派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数理经济学派的创立者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瑞士的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纯粹经济学纲要》）也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以此作为数学分析的基本理论原则。‘边际革命’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开始形成。”（第293页）

在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学生必知的基本经济常识》中，同样找不到对《管子》和《资本论》的只言片语的介绍。在人类社会经济学发展史上，似乎管子和马克思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

呜呼！

《管子》、《资本论》不是经济学，世界上还有什么著作敢称经济学？

管子、马克思不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天底下还有谁敢称思想家、经济学家？

不知道管子和马克思的教授，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岂能号称“经济学教授”？不知道管子和马克思的学生，又岂能称之为“大学生”？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全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们数典忘祖，对于经世济民的社会科学，个个如瞎子摸象也。

2002年初稿2005年1月8日定稿并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www.marxismeco.com）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leijy26@sina.com） 

本文作者：雷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