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非洲


  重新想象非洲
  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公司最有成就感的大陆,但本地化磨擦亦频发不断。
  本刊特派非洲报道小组,一行四人,实地深入调查非洲六国,为期35天。
  我们最深刻的感受——如果不重新审视与调整自己,中国将不能在这片大陆获得更多

  采访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侯燕俐 秦姗
  文 | 本刊记者 何伊凡
  编辑 | 张刚

  10月底的一个清晨,我溜出中国建筑(601668,股吧)集团在阿尔及尔的营地,去看地中海。步行十分钟,一片蔚蓝就扑面而来。舒缓的海岸线有上百套政府高官的别墅,一个背枪的士兵从礁石后站起来,打量着我的相机。
  “你好。”他用生涩的中文说,“谢谢!”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否应该说“别客气”——确实什么也没做。
  “你好。”他继续说,“谢谢!”然后得意地转身而去。或许每见到一个陌生的亚洲面孔,他都要秀一下自己的中文。
  当天傍晚,去海边餐厅吃饭时又遇到了一群小男孩,他们吹着口哨追在后面大喊:“阿里巴巴!”
  “在阿尔及利亚,‘阿里巴巴’可不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同行的朋友拉着我加快脚步,“而是‘小偷’和‘大盗’。”
  “你好”、“谢谢”与“阿里巴巴”,两种声音始终贯穿着我们的非洲之行。
  在肯尼亚,报纸用整版篇幅记录了10家中国企业对一个偏僻村庄的援助,另一版就提醒针对华人的抢劫事件近来大幅上升;埃塞俄比亚正在模仿中国的“五年规划”,它有“最像中国的非洲国家”之称,海关却对中国人“另眼看待”;赞比亚司机马克为我起了个当地人的名字“Maplo”,意为“上帝的祝福”,他给所认识的中国人起了同样的名字。他带我看了数月前总统大选时留下的痕迹,一根柱子上模糊喷着:中国人滚出去。
  2010年,中非之间贸易额已达到1269亿美元,20年来翻了150多倍,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数量,没有一个机构提供的数字足够权威,最保守估计也超过200万。我们拜访的一家企业,每年办理的非洲劳务签证就超过8000个。
  中国需要非洲,恰如非洲需要中国。自2000年起,中国已成为饥饿的资源动物,转型中的世界工厂要寻找适合梯度转移的成本洼地,而非洲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后一块大陆。
  非洲正在努力卸下悲情、绝望、饥饿的面纱。IMF预测,2011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6%,2012年仍会接近此数字,与亚洲持平。大约有6000万非洲人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数字不会如此漂亮。
  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令西方感到惊惧,它们认为这是以自己逐渐退场为代价。它们谴责中国在非洲以掠夺性手段开发资源,中国开出的支票助长了非洲的腐败和专制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当地市场,令贫困者更加贫困。这些批评也能在非洲人口中听到,在乍得一个加油站排队时,有人用法语向我们大喊“新殖民主义”。
  从单一事件看,有些指责并非空穴来风,站不住脚的是从中引申出的伦理判断,即中国这个暴发户正用一切手段引诱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黑姑娘”。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严海蓉与沙伯力著有《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他们指出,中国在非洲的商业行为,正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非洲人所表现出的警觉与期待,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在非洲,我总想起James McGregor在《十亿消费者》中描述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彼时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中国也是充满活力、机会遍地、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
  如果中国将精力集中于如何洗刷自己在非洲的“污名”,或沉醉于传统的“中非友谊”,将无济于事。自尝试“走出去”以来,非洲是令中国最有成就感的大陆,可中非这两个国际化初级生都没有做好共舞的准备。“就像造了高速公路,首先要限速,有摄像头,有指示标识,然后才能通行。”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先生说,“现在我们把路修好,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就迫不及待跑上了,而这一套系统早晚要补齐。”
  非洲是一片不断变化的大陆,在这里,中国需要动态的视角,以及更多的同理心与耐心。
  辨识雄狮
  非洲既质朴、又复杂,并非每一个在这里的中国人都能读懂它

  非洲要什么?

  闭着眼睛,也知道飞机降落在了乍得的机场,颠簸让我想起20年前在农村土路上坐拖拉机的经历,睁开眼睛,还是吓了一跳,跑道如此之短,只要再滑行一会,飞机就会一头扎进候机楼。
  如果一年之后再来乍得,将会在一个新机场降落。从规划图上看,它能达到中国二线城市机场水平。新机场修建者是中工国际(002051,股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国际),该项目合同金额为10亿美元左右,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地海外,正在为乍得修建通向喀麦隆的界桥,布满裂纹的旧桥就在旁边,似乎随时就会断为几节。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人如果说“中国人是疯子”,他们指的一定是非盟会议中心的施工队伍。即使夜晚,半空中也能看到焊枪发出的四溅火花,这是中国自坦赞铁路后最大的援外项目。该项目自2009年6月开工,2012年1月就要投入使用,遇到了三个雨季,有效工期只有18个月,而仅室外工程就比天安门广场还大。
  “没有人相信能按时完工,我们基本上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驻非盟会议中心项目特别代表曾花城指着将要竣工的大厦说。他个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违背“客观规律”,40岁刚出头,看起来足有50岁。
  非洲集中了全世界1/4的工程建筑机械,而操作这些机械的多数是中国人。中国公司修建了撒哈拉大沙漠之下的输油管道,连接数个国家的铁路,解决全国能源供应的水电站,甚至总统官邸。非洲基础建设领域的许多“第一”,都与中国公司相关。这不奇怪,在非洲有时候修一个机场,意味着必须从铺一条公路开始。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报告,非洲若要修建所需的港口、铁路、公路及电力等基础设施,每年面临的投资缺口高达310亿美元。而南非标准银行集团经济学家史杰文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非洲基础设施升级和维护费用需求每年在1000亿美元左右。自2007年以来,非洲约2/3的新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中国。
  中国公司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融资渠道分为四类。
一类像非盟会议中心这样的无偿援外,通常也要在国内招标。
第二类是类似乍得机场项目的优惠贷款,由政策性银行提供,每年有几百亿元人民币,非洲国家可以去中国商务部或银行申报,中方如果觉得项目成熟,申报方也有还款能力就会拨款。
第三类是商业贷款,合同由中方企业主导。若企业觉得项目风险可控,而对方也迫切需要,就会去找银行融资,它有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两种形式。最后一类是比较流行的安哥拉模式,也叫做资源换工程,由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对方财政部谈一个总体框架性协议,将优惠贷款、资源、工程都放进这个一揽子框架内。
  非洲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从大陆上空鸟瞰,几乎看不到高耸的烟筒,那些能提供原材料深加工或进口替代型的工业项目受到欢迎。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经济商务参赞钱兆刚介绍,埃塞俄比亚第二个五年计划叫做“经济增长与转型”,就是要以工业为主要拉动力。
  在肯尼亚,我们拜访了当地华人圈中颇有声望的“党叔”。党叔来自华北电网下属的国有企业,在肯尼亚建了一个水泥电线杆厂。他告诉我们,只要保证年销量达到2万根电线杆,净利润就会接近30%,“在国内做什么生意能有这样的利润?”
  中工国际为乍得建了一个小水泥厂,乍得将之视为“工业独立”的标志之一,最初设计为5万吨/年,后改成10万吨/年。根据中工国际(乍得)总经理孙志鹏计算,在国内水泥价格已杀到300元人民币一吨,而在乍得一吨则要超过3000元人民币。
  埃塞俄比亚的水泥2011年最高点涨到5000元人民币/吨,与大米等价,“涨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建造了东方水泥厂的一位中国人透露,该公司有一个小粉末站,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收回成本,另一个水泥厂正准备点火。如此高价,依然供不应求,到了旱季,各种工程上马,门口有时排了一百多辆卡车,需要托关系才能拿到货。
  水泥电线杆厂、年产在百万吨以下的水泥厂、小钢厂等在国内都属于淘汰的夕阳产业,但如果搬到非洲,其中的利润会让投资者大吃一惊,当然,前提是能克服重重困难,这些困难用“九死一生”形容也不过分。
  非洲国家的中小学,不管多简陋,都有充满希望的名字,或叫“明天”,或叫“未来”,有的学校以珍贵的物品命名,在赞比亚一个部落里,我们看到了用草棚搭起的小学叫做“盐”。
  知识,恰如这些名字所暗示的,是非洲摆脱黑暗循环的力量。愿意为非洲培训工人的企业,能够赢得当地的尊重。“自2010年开始,所有合同中必须加三条:技术合作、人员培训、尽量利用当地资源。”葛洲坝(600068,股吧)集团埃塞俄比亚分公司总经理王臣利介绍,“早在2008年接受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我就告诉他们,公司的计划不是纯粹承包大型水电站项目,而是在承包当中进行技术培训和传输,希望在若干年后能看到埃塞建自己的电站,甚至到非洲其它国家建电站。”不管他是否兑现了诺言,这篇报道曾一度提升了葛洲坝在埃塞的形象。
  根据埃塞俄比亚的新宏图,每个外资公司必须对当地工程师、操作人员、普通工人有不同层次的培训计划,公司也可以与当地教育机构合办培训中心。在途经的非洲国家,都能看到类似培训中心。不过,民众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在利比里亚曾想搞一个与建筑相关的培训项目,发现必须要支付“工资”,才有人愿意来上课。
  有时候,所在国这种对培训和技术的过度热情也会给投资者带来麻烦。关于水泥厂项目,中工国际和乍得本来签署的是合资合同,可总统一纸命令就变成了技术服务合同,让中工国际指导乍得工人运营水泥厂,而且招聘了300个乍得员工,争取1—3年中国人逐渐退出。“中国水泥技校毕业的学生学习三年,再培训一年才能上岗,让乍得人那么快掌握,其实不太可能。”孙志鹏说,“就怕他们不会的时候还很自信,什么设备都敢动。”
  在阿尔及利亚,中国的建筑公司因没有培训当地工人而遭到抱怨。“其实我们和他们对培训的理解不同。”中建集团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总经理陈文健解释,中国工人习惯用实践中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在当地,必须要填表格、照相、坐在课堂上讲课,结业后还能发个文凭才叫培训。
  多元的性格
  中国人习惯将非洲想象为一个整体,实际上不同国家文化习俗、自然条件、法律法规各异,没有能包打整个非洲大陆的攻略。
  中信裕联南非公司总经理宋春,曾在尼日利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加蓬等多个国家工作十多年,对此深有感触。
她将非洲国家分为三类:一是有资源,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像南非;二是有资源,相对发达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很多北非国家;三是没资源,又不发达国家,它们至今还没有基本城市功能。这种分类方法与世界银行非洲持续发展报告类似,该报告也是按照非洲自然资源情况进行排名。
  有人习惯按照地域分类,中工国际负责非洲区业务的副总经理胡伟认为,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和南非都不具备典型的非洲特点,这两个区域甚至“不是非洲”,两者之间的才算“最非洲”。宋春也认同应将南非单独考虑,“国内对非洲地区经济研究的很多统计资料,都把南非和所有非洲国家合并,这样几乎每项指标都是南非领先,就没有其它非洲国家什么事了,达不到统计分析的目的。”
  还有一种按照殖民史划分的方法。对于殖民者,非洲有恩怨纠葛的复杂情感,它们以独立而自豪,但殖民时代的影响至今仍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东非很多国家曾是英联邦殖民地,采用英联邦的法系。普遍看法是,英属殖民地条件较好,例如肯尼亚、乌干达、南非等。“英国人有规矩,文明程度高,工业发展好,而且它也把英国比较完备的政治体系搬到了非洲。”胡伟说。
  中西部非洲多国属于法语区,一般沿用法国19世纪法系。法国殖民地往往基础设施较差,资源掠夺严重。
  还有属于葡语区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等国家,沿用过去葡萄牙制定的法系。而北非地区既有法语区也有英语区,因靠近阿拉伯区域,也参照了阿拉伯区的法系。
  不同国家对于所承接的法系又不断变迁,有所修改,要了解这个国家,需要参照它们的历史来摸索。
  英联邦法系、葡萄牙语法系、法语法系本身都非常严谨,最令投资者困惑的国家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它是非洲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参照了欧美和英联邦法系,融入自己特点后形成本土法系。有中国人认为它在非洲属于“最繁琐、执行最不严肃的国家之一”,每个外资企业基本上都曾以各种名义被罚过款。
  针对不同市场需要有不同开发策略,有的非洲国家需要用完全的市场行为,如在南非,其个人信用制度很完善,企业聘用当地员工时,需按照个人身份信息,到政府部门查询个人财务信用,没有银行欠款和犯罪记录才能签订正式聘用合同。
  而在有的非洲国家做生意,还需要获得所在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加蓬和乍得就很典型,总统集权,政府人员变动频繁,行政体制不完善,主要靠政府推动。大事小事只有到总统这个层次才能解决。宋春曾亲眼看到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到加蓬,就直奔法国企业的工地,为当地法企呼吁,逼得加蓬总统也不得不到场。
  孙志鹏的经验是,进入一个陌生的非洲国家,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即投资环境、税务环境和劳务环境。“做投资分析、财务分析、成本预测时,这三部分就构成了一个可以做判断的体系,而不摸清底细会影响对合同的报价。”
  投资环境包括政府的优惠政策、财政状况,甚至民族性格等。例如从未被殖民过的埃塞俄比亚,自尊心很强,要面子。虽有种种缺陷,但政府预算执行力超过其它非洲国家,能达到90%,甚至95%以上。“该给你的钱肯定会给你,有时候临时周转有问题,拖欠一下,但绝对不会赖账。”孙志鹏说。可在乍得,政府财政预算往往到每年9月就花光了。
  非洲国家对中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往往不是能做什么,而是能带来什么。例如肯尼亚,政府最关心的是项目本身能否带来资金。一些有经验的企业在这里投标,标书第一条写的就是融资能力。
  如果不了解税法,也会造成项目很被动。一旦忽略了任何一种税目,形成滞纳,会造成大量罚款。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税务制度颁布之后,细则并不同时出台,而是通过报纸不定期颁布。如果企业没看到通知,就可能触犯税法。而且很多中文开支无法计入成本,甚至在国内结算的款项,到埃塞俄比亚还要按照整体合同交税。
  最容易忽略的是劳务环境,非洲工会组织十分发达,聘一个当地工人,累计到一定天数,就自动转成长期工,要辞退对方就要支付高额赔偿。在不同国家,又有特别的细则。
  南非劳工法案中有一项是:如果投资者收购持续经营的企业,那么收购企业和出让企业在收购后12个月内共同负责遣散劳工的补偿金,最多补偿可达12个月工资,按照一个200人的矿山规模,这个补偿金可能会达到数千万兰特。如果收购之后才了解这一点,它就会成为“定时炸弹”。在中信裕联最近一次收购中,因提前发现这一规则,避免了一笔不小损失。
  通常越发达的地区,就越排斥海外劳工,可也有例外。安哥拉人均GDP超过中国,但经过27年内战,当地根本没有熟练工人,只能接受中国派出的数万工人。
  “就算从刚果(金)到刚果(布),也要经过前期调研,省下这一笔钱,将会付出更多代价。”宋春提醒。
  龙的“软肋”
  这是令人尴尬,又不能不说的现实
  入乡不随俗
  离开肯尼亚机场,刚上高速,警察突然出现,让我们停车,指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我质问:“你为什么没有系安全带?按照我们的法律,这是应该上法庭的。”
  没系安全带就要上法庭?如果按照国内的习惯和对方辩解,3分钟内就有警车把我带走;如果按照对非洲的想象,以为警察在勒索,掏20美元给对方,就可能增加一项行贿的罪名。
  非洲是一片野性的大陆,但并非只有“丛林规则”。它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建设、开发,但“欢迎”的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绿灯可开,更没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
  不止一个中国人抱怨非洲的呆板。例如埃塞俄比亚有一个“联邦道德与反腐败委员会”,该委员会跨部门、跨行业,权力极大。在其监督下,金额超过6000比尔以上的工程都要招标,此数字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中国援建了一所学校,院里有一片荒草,大使馆希望能清理一下,过了一个月回来看,草又长高了几寸—招标还未完成。
  真正在非洲扎根的中国人,会提醒你一定要遵守规矩。“凡是留下来十年以上,而且赚到钱的企业,一定是守规矩的。”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及利亚分公司总经理欧阳新民说,“你也需找法律的漏洞,合理避税之类,但绝不能和法律正面冲突。”
  有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依然延续在国内的风格,给当地员工配备的劳保用品不全,或没有按规定上保险(有些国家规定,对当地雇员,除了要给本人上保险之外,还要给其直系亲属投保),由此引来纠纷。非洲人法律意识普遍较强,一旦感觉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根本不会先与雇主交涉一番,往往直接就告上法庭。而涉及劳务仲裁的案件,雇主几乎不可能胜诉。
  很多非洲国家对来自中国的集装箱都重点检查,常常要打开每一个货柜,清关时也经常刁难。重庆力帆埃塞俄比亚销售代表王浩记得,从中国发过来的汽车,实际价格就是7000美元/辆,但海关不信,非要按照8500美元/辆收关税,有发票也不行。
  “他们形成了一个观念,中国人不太守规矩。”赞比亚一位中国农场主分析,“我们也经常开会、搞培训,发现有些企业单据制作上有严重缺陷,货物描述、编码描述都不精确,瞒报、低报这些事时有发生。本身他们就想多收点钱,你还这样做,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某家中国公司由于报关资料不齐全,2009年压在阿尔及利亚海关的货至今还没有拿出,即使主动放弃这批货,也留下不良记录,只要还在这里做生意,就永远有一个无形枷锁。
  非洲部分国家的制度虽较为健全,可实施体制恰恰相反,非常不健全,解释空间大,这就给许多中国人一个幻觉,其中有空子可钻。
  肯尼亚规定每年会抽出10%的企业进行财务检查,如果没被抽中,就有机会在账目上动手脚,但是每隔4-5年,肯尼亚会对所有企业进行一次大检查,严苛而专业,一旦查出问题,罚款金额可达千万之巨,每到此时,总有一批中国企业风声鹤唳。
  阿尔及利亚的税务稽查效率也不高,发现企业发票有问题后,会通过纸质信件邮寄到另一个税务局,请对方核查。信件来回往返,等到要处罚企业时,可能已经隔了若干年。
  但这种处罚是连续性的。某些中资公司领导更迭,或遗失了之前的票据,稀里糊涂就成了被告。阿国的处罚方式是每隔三个月增加罚款金额25%,而且他们的税务部门的处理时间也计算在内,等到传票到了手上可能罚款早翻了N倍。“如果被告去交涉,提出自己的理由也可以减免一部分,但起码比基础值高出1倍左右。”欧阳新民心有余悸,“最主要还不是钱,这个麻烦就折磨得你受不了。”
  在非洲维护形象很难,但破坏形象很容易,一个细节疏忽,往往能冲抵掉修建几座水坝的影响。胡介国先生是尼日利亚著名华侨,他最怕在街上看到这样的中国人:穿着大裤衩,随地乱吐痰,乱扔烟屁,大声喧哗。“尼日利亚人非常注意礼仪,天气再热,正规场合也要穿西装、扎领带,而我们的人往往松松垮垮的就去了。”胡在尼日利亚生活了20余年,他记得刚来时,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尊重,甚至还有敬畏感。某次别人撞了他的车,他拉开车门想看看情况,对方吓得丢下车就跑,后来让警察拦住一问才知道,原来司机以为中国人个个是李小龙,怕挨揍。“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胡感叹。
  有些冲突源自文化差异,我们忘记了“入乡随俗”这个中国成语。
  “在国内,工人互相说个‘他妈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本就不是骂人。”埃塞俄比亚某建筑公司负责人王先生说,“但在这里就是很恶毒的话,虽然人家不懂中文,但听多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见面的当日,他就在调节纠纷,一个中国工头无意中嘟囔了一句“他妈的,这窗户怎么做成这个样子”。施工的黑人听后气得涨红了脸,扔下手里的活来回走了几趟,还是忍不住跑到他面前说,“王,‘他妈的’,No Good!”
  这些看似可笑的琐碎故事,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因素。那些封闭在营地里的中国人,在邻居们眼中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能连续工作18个小时,能用简陋的工具建成漂亮结实的大厦,但他们粗俗、不讲卫生,而且除了桌子和椅子,似乎吃任何带腿的东西。一个“外星人”在不属于自己的星球能待多久呢?
  上文提到的安全带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我们拿出护照,坦率地告诉警察,这是第一次来肯尼亚,并不了解规则,而且又急于欣赏这个美丽的国家,所以才犯了个低级错误。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没有罚款,也没有上法庭,在之后旅程中,系上安全带成为上车后的第一个动作。
  中国人无法“战胜”中国人
  要寻找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竞争对手并不困难,那就是中国人。
  据罗兰贝格2011年出版的《投资非洲》研究报告,中国两大通讯设备商凭借成熟技术和低廉价格,在阿尔及利亚成功打破了爱立信、阿尔卡特等欧洲巨头的垄断。然而同时,双方压价以阻止对方中标,最终使原本200美元一线的电信接入设备以几十美元成交。
  这样的战争每天都在发生。肯尼亚的高老板从2002年开始卖箱包,他从廉价箱包的产地中国保定白沟进货,两年后就击败了印度人,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张三来了,李四也来了,都从白沟批发货,要抢这个市场。别人看我老高一个包挣80肯先令,就宁肯挣60,然后挣40,挣20,甚至赔钱卖的都有了。”最后就成了谁能硬挺到最后谁就是赢家,高一生气转而卖沙发,这次他不再做贸易,而是从佛山采购了一套设备,开始建厂。高总结,那种从国内批发几个集装箱就能发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的生命力非常非常脆弱,一旦有价格更低的人进来,几下就把你冲垮。”
  在肯尼亚经营装饰材料的王长广根据行走非洲多国的经验,认为凡是英语区国家生意的利润都不好,法语区次之,葡语区最好,原因很简单,因语言障碍,葡语区去的中国人最少。
  肯尼亚瓷砖市场曾由印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控制,中国公司进入后它们的份额连连丢失,现在到了中国公司角逐的时刻。王长广曾试图达成某种同盟,和几位中国同行商量:市场上别人都没货,大家一起涨价吧。“当面说得都很好,但一转身,就我们自己涨了。”
  在中国商人中,温州商人以团结著称,可在非洲也有人丢掉了传统,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拜访了一家温州纺织厂,该厂创立者正为一场官司而苦恼,告他的是亲戚。“你看,这个厂是我表哥开的,那个厂是我表弟开的。”站在工厂门口,他四下指着,“他们全都是从我的工厂里跑出去的,觉得我抢了生意,就故意弄我。”不过,从他谴责的对象那里,我们听到了同样的指责。
  2004年左右,非洲市场基础建设领域逐渐展现魅力时,中资企业相互拼杀最为惨烈,“一个3个亿人民币能干下来的项目,有的企业咬咬牙,报2个亿,还有更狠的,报1个亿。”一位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代表回忆。打来打去,阿尔及利亚房建项目和水井项目利润都下降了一半,而埃塞俄比亚公路的投标价格降到20万-30万美元/公里的成本价,那几年现场管理水平再高,项目也要赔钱。
  “这反映了企业,特别是央企的短视。”一家国际咨询机构的非洲业务负责人评价。多数企业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做,“单个项目虽然很大,但缺少对非洲的通盘考虑,也不会想五六年后会怎样,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做业绩,在任期内多拿几个大项目。”
  一个央企下面往往有多家子公司,包括不同的工程局和三四级企业,还有办事处,它们之间也会相互竞争。“这就造成了360度竞争,有时你赢了,有时我赢了,但从整体来看,大家还是零和博弈。”上文中的咨询业人士说,中国在非洲本来有一定优势,企业可以在这里培养人才,提高国际化能力,但恶性竞争会毁掉这一切。“大家在每一个点上拼杀,最后非洲的竞争有可能比国内还要激烈,导致人才起不来,产品起不来。我们曾经在东南亚就这样丧失了机会,如果在非洲犯同样错误,中国就再也找不到国际化的练兵场了。”
  对所在国来说,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人家明明知道杀价很厉害,但不会管那么多。而且也了解:你们都是国企,报价太低出现亏损中国政府会承担。所以动不动哪个企业出现问题,就给使馆写信,要求帮助。使馆没办法就和总部联系,总部只能咬咬牙,亏也得干完。”一位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人家一开始就抱定了态度和决心,要工期可以给,要索赔费用很难。反正你自己报的价,又有合同约束,工期延一点没关系,干亏了是你自己的事。”
  不过,在走访中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大企业已有所觉醒,也在摸索联合的方式。其中埃塞俄比亚商会协调较为有力,“我们有很多原则,例如看一个项目谁更需要,如果A现在一大堆人和设备都闲着,这个项目对它是救命的,而B现在忙不过来,这个项目对它是锦山添花,大家坐到一起摆一摆,谁该拿自然一目了然。下一次B出现了困难,可能是A,也可能是C来帮,大体都在这个圈子内。”曾做过中资企业协会会长的中地海外埃塞分公司总经理孙国强说,“另外,相互压价也要有个限度,要在底线之上。”
  真实的协调过程并不像孙描述得这样轻松,最终效果往往由经参处和大使馆是否足够公平和强势决定。这是敏感话题,外交官们需要谨慎把握其中的尺度,以免让所在国斥之为“垄断”。
  下篇
  中篇“双赢”的真谛
  非洲不能是另一个“中国战场”。在产业链低端搏杀的中国企业,要学学那些闷声发大财的同行
  幕后的“印度象”
  2006年11月3日之前,中国、欧美、印度、日本、韩国等都聚焦于如何扩大各自在非洲的影响。但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一下跑到了非洲舞台的中央,全世界都对它在非洲的一举一动拭目以待。
  不过,聚光灯下的不一定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可能依然隐藏在帷幕之后。
  那些同样在非洲有巨大商业实力的国家能给我们上一课:如何向产业链上游转移、融入当地、低调生存,以及真正团结而非貌合神离。
  在我们所到达的最贫穷国家的最偏僻村庄,草棚上看不到可口可乐的标志,取代它的是另一个红色的名字:Airtel。Airtel是印度第一大、世界第五大移动运营商,它的分公司分布在布基拉法索、乍得、刚果(金)、刚果(布)、加蓬、马达加斯加等近20个非洲国家,现有非洲用户超过4200万,在2012-2013年,这一数字会提高到1亿。
  在非洲,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终于啃下一个大单时,可能发现它们的客户是印度人;当中国贸易商经过两个月海路运输把货运抵非洲港口,可能发现控制分销渠道的是印度人;当中国工程承包商要在内陆国家建一座工厂,可能发现必须要买法国的水泥,然后要请求印度或英国的运输公司才能把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中国人翻山越岭去勘察矿山,需要可靠的越野车,最好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是日本丰田,而开车行的还是印度人;在乌干达,不慎得了疟疾或伤寒,无论去零售店买药还是去条件较好的私人诊所,为你服务的还是印度人。
  控制肯尼亚经济命脉的就是印度人。当地有个笑话,印度人半个月不做生意,首都内罗毕的经济就会崩溃;一个月不做生意,肯尼亚失业率就会上升一倍。但在当地媒体上,很少看到关于印度人报道,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相比中国,英、法、印等国家在非洲有文化和语言的渊源,可以无障碍的沟通,规范也能够对接。在乍得还没有飞机场时,印度人已骑着骆驼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来了,有的商人已是第三代、第四代侨民。
  中国公司之间的残酷较量,对印度人来说匪夷所思,他们多数以私营公司身份来到非洲,非常团结,商会有能力直接与所在国政府高层对话,而无需通过大使馆。
  印度的SHARD族是肯尼亚最成功的群体,虽然不过8000多人,但拥有印度人在肯尼亚的大半的资产。其最突出特点就是团结,王长广有一个客户就来自这个民族,弟兄四个,生意做得很大了也不分家,在内罗毕郊区买了块地,盖了几栋别墅住在一起。
  中国企业多数分布在树大招风且利润率又不太高的产业。由于中国人占据了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房建市场,引起当地不满。住建部部长曾特意到达尔夫省的某个工地上,召开了有二三百当地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
  他在会上很小心地解释,阿尔及利亚计划建250万套住房,实际中国人拿到的项目不到6%。可为什么大家看到到处都是中国人在干活?因为阿尔及利亚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有效工期内完成项目。而中国人合同一签署下来,就马上动手,有足够设备、足够人员、足够财力把项目支撑下去,一个项目做完马上就转移到另外一个项目,所以说好像是遍地开花,实际上是同一批人在不同的地方。
  住建部长善意的解释,其实也算对中国公司的提醒。这种工人自己派、设备自己买的打法,在政局时而动荡的非洲,一旦出现内战,风险和损失都很大。“我们现在还属于比较低端的国际化战略。”中铁建股份公司总裁助理卓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欧美在非洲的工程公司仅从本国派少量人,“他们资源整理能力很系统,工地上全是当地的面孔。”
  现在一些非洲国家还允许大量中国劳动力进入,是在速度与就业之间的暧昧妥协,随着对基础建设需求减弱,这种状况在未来十年会逐渐改变。
  “挣钱本来就难,更何况是挣穷人的钱。”党叔的经验是一定不要和穷人抢饭吃,把产业链汤汤水水自己都全包了,像一些简单劳动尽量让当地人来做,复杂的劳动,就由中国人带着当地人做,印度人当年也曾有过这个缓慢的磨合阶段。属地化是把双刃剑,越成熟也就越逼着自己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走,因为低端已没有容身之处,“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可口可乐提供了一个可供学习的样本。1999年它在南非发起“创业者发展计划”,每年都要筛选出一批创业者,向他们传授基本业务技巧。“创业者发展计划”启动仅一年,便创造了12900个新工作机会。而随着小型业务的发展,可口可乐公司还会帮助他们沿着供应链向上发展,以增加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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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咨询的研究员贺军认为,中国对非洲应该进入一个“战略经营”时代,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来筹划、安排和应对非洲事务。
  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中国向非洲的输出优势正在削弱。根据我们估算,从中国派一个初级建筑工人,包括机票、食宿等费用在内,约相当于雇佣5个埃塞俄比亚工人或4个阿尔及利亚工人,这也意味着政府对走进非洲的相关优惠政策应做出调整。
  在与印度公司竞争中,新的劣势暴露无疑。只要有印度公司参与输变线路竞标,中国公司几乎完败。据上海电气(601727,股吧)埃塞俄比亚分公司经理石世忠计算,中国派遣一个技术人员到埃塞需要2000美元/月,而同级别的印度人月薪在500-800美元。更关键的是,印度对出口到埃塞的输变线路退税额在17%左右,而中国只退6%-7%。“综合下来,竞标价格比我们低20%-25%,在这个领域确实玩不过人家。”
  在一些赋税很重且严苛的国家,一些中资企业觉得应争取更多权益,因为大量资金都是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优惠贷款。“等于项目还没开工,15%的资金就让人家当做税款截留了,而许多交易其实是在中国发生的,为什么在贷款时不能加上一些更有利于我们的条款呢?”上文中一位匿名的基建企业负责人说。
  2010年以来,北非局势动荡,在非中资企业敏感觉察到政府对非洲愈发谨慎。例如投标程序更加复杂,从国内调配资源需要更多备案和评审。“各级单位的领导都怕万一出事怎么办?其实如果大家都追求零风险、零责任,在非洲就没法干了。”一家央企在阿尔及利亚外派高管说,“还是应该有个度,不能喊得很响,却从实践中把‘走出去’这件事边缘化了。”
  “联合”是一个喊了多年的口号,宋春觉得未来确实到了应该采取“联合舰队”模式的时刻。她在加蓬看到,法国在当地有银行、律所、税务、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还管理着码头和铁路,与中国企业单枪匹马走出去完全不同。
  她参与过上文中提及的“安哥拉模式”实施,中信建设集团利用品牌、商务合同谈判、融资经验的优势,把设计、规划和采购施工队伍整合起来,共同完成了规划方案,呈现给所在国,进行谈判,签订融资+EPC总承包合同,不同公司只负责最有优势的领域。
  该模式曾引起国际热议,毁誉参半,它不一定适用于每个非洲国家,但对于如何在非洲“联合”有借鉴意义。“中国在非洲有一定的人才、技术、现场管理和工程机械优势,可这些没有资金带动,能量根本难以释放。”宋春说。
  金融和信息服务,是走进非洲的两条腿,它们应该比实业迈得更快,目前却落在后面。非洲许多国家汇率变化剧烈,如肯尼亚,2011年1-10月汇率贬值达30%。多数中资企业都有人民币跨境交易的需求,而且企业进入非洲,早期流动资金管理,融资、贷款服务都需跟上,现在这些业务通常需通过法兴、汇丰、百富勤等外资银行完成,有时开个户就要3个月。
  我们曾拜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约翰内斯堡分行,它是约堡少数几乎每晚都要加班的企业。中行为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还给酒泉钢铁参股的南非IFMSA矿业公司提供贷款,以扶持它们扩建项目。“中资企业来到非洲,需要中国的银行业也要相应提高服务水平,独立的一个机构难以满足要求。”约堡分行总经理邱智坤说,“应发挥一体化优势,即从总部到分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银行网络就能通畅服务。”
  单凭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全面、准确把握在非洲的风险,政府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宏观环境信息提供者。目前为支持和促进企业境外投资,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管理办法和投资指南鼓励,但罗兰贝格在报告中指出,对不断变换的非洲局势和国家或部族之间的纷争,现有办法和指南仍不能及时跟踪和整体评估,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的参考有限。
  由于政府对非洲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始终未能建立,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警,来有效降低企业的风险。近几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发生的多场政治危机前,都未做好充分准备,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
  宋春觉得可以自下而上地推动,建立开放和共享的信息平台,将各投资实体对所在国市场和法规研究的成果资料,以及企业的经验,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在各国商务处网站基础上整合,也可以外包给一些研究机构来做。
  中国还应在非洲培养多层次立体公关能力。此前我们过于侧重与当地执政党的关系,忽视了反对党或在野党。一个广为援引的例子是,2009年南非大选,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助选员穿着印有中国制造的竞选T恤四处拉票,在野党由此公开攻击执政党,称其“将就业机会让给了中国人”。反对党也拥有自己的群众基础,甚至可能执政,忽略他们的感受,会埋下潜在风险。2011年赞比亚反对党领袖萨塔在大选中获胜,中国人一度担心会遭驱逐。
  随着非洲民主运动的兴起,民众自主意识觉醒,对非洲援助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阳春白雪”的政府层面,而应该走进“下里巴人”。
  对于惠民慈善,由政府主导操作未必脱节。在赞比亚,其教育部门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很感谢中国,你们为我们建了50所小学,但我们现在不需要小学了,需要中学,但你们仍坚持要按照中国的计划建小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各种NGO组织已在许多非洲国家立稳脚跟,现在它们能够畅所欲言,影响力可到达一个国家的神经末梢。在选举准备与监督、独立媒体、倡导经济改革、人权、保护弱势群体、支持女权等领域非常活跃,甚至开始培育政界人士。而中国既不熟悉,也不具备与这一群体打交道的能力。
  同时,中国也不善于利用传播手段。在非洲能看到的中国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四套与中央九套,但其针对的受众群体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于传播中国形象收效甚微。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新闻传播点和采集点基本由西方控制,一些问题经常无限扩大。赞比亚萨塔总统就职后立刻召见了周欲晓大使,本意是传递友善的信息—赞比亚依然需要中国,希望中国公司放心,他也谈到了劳工权益问题,可第二天赞比亚媒体报道的主题几乎全是:总统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公司遵守《劳动法》,其它什么都没提。
  实际上,许多非洲人对中国的陌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乍得中石油的营地里,电视上出现了上海浦东的繁华景象,几个黑人员工很疑惑地问:这是中国吗?
  几分钟后,屏幕上开始放清宫剧,他们恍然大悟说:这才是中国!
  “文化传播必须要做,但不能希望像搞经济建设一样,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只能一点一点地努力。”中国驻乍得大使杨广玉说,“虽然慢,可作为一个大国来讲,这属于必须弥补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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